首先，白银主产地的南方诸“国”，大多强则不贡，弱则人赋。通过官府以“进奉”方式向北方输送的白银数量大为减少。如马殷在梁贞明中(915-920年)封为楚王后，“自署官吏，征赋不供”，“贡奉朝廷不过茶数万斤而已。”而高季兴在后唐同光

　　与上述生产领域的变化相关联，五代民间白银使用的普及程度却不低，商品化进程未中断。唐哀帝时(905一907年)，“梁有龙骏、神威、拱哀等军，……每人一恺仗，费数十万，装以组绣，饰以金银，人望畏之。”从官府赏赐白银来看，五代时较多赏及兵士，且民间葬事用银十分兴盛，以至后唐天成元年(926年)、二年(927年)、长兴二年(931年)先后三次反复申明官僚及庶民葬事用银的禁令。

　　由于五代官府掌握的白银不多，而民间使用普及，后唐时官府面临着白银供求的巨大压力。

　　与五代所辖的北方相比，南方白银生产情况差异较大。前后蜀辖地银产向来很少，但唐代君王两次人蜀，“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”，带人了不少白银，晚唐及五代中原也对守蜀将帅有赐银。不仅如此，西蜀在晚唐是丝织品、茶叶、纸张等的主产地，大量商品的输出，换回了不少白银。前后蜀的白银使用同样广泛，且其商品率更高。后唐灭前蜀时魏王李继岌

　　只掠到了金银22万两，可是郭祟韬父子主要是接收蜀人的进纳，却收到白银50多万两。蜀中权贵私有的白银远比后蜀官库中的为多。而王宗弼“令派亲信搜取内库金帛，全部搬回家中，又是一次规模不小的化公为私。从出土的前蜀王建墓中的银器来看，其制造工艺水平极高，不像普通的民间通用的商品，或当地官营作坊的产品。但同时西川有不少制作银钗银钏的民间金银匠人，市场上白银广为流通。如章全益不仅以银字写(法华经)，且在成都“胃丹得钱，数及两金，即刻一像”。“人谓有黄白之术。尝言于道友曰:点水银一两，止一两银价。若丸作三百粒，每粒百钱，乃三十千矣。其利溥哉。”从中不难看出，其所谓黄白术乃是点化水银之术，其供佛之道是将水银合作药丸出售为钱，然后买银写经、造佛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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